从1956年到1957年，中央和国务院至少下发了5个指示、通知、文件，要求劝阻农民盲目外流，把他们稳定在农村，流落外地的要遣返，农村的机关团体不得私自介绍农民找工作，城市各单位也不得私自录用盲目流入城市的农民。
到1958年，通过频繁颁发的法律规定，中国全面形成了城乡二元体制。
王海光写道：“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这项制度安排，在马克思主义的自由和人性解放的意义上，不仅退回了革命时的出发点，甚至还倒退得更远。我们似乎又看到了中世纪的编户齐民、世袭身份和贵贱等级的历史遗蜕。”
但是即使在制度森严的1960年代，中国农民迫于农村条件恶劣，依然开始冒着政治风险，采取各种直接或间接的方式，从农村土地之外寻找生活所需的来源。
“文革”期间，秩序大乱之下，部分地区的人民公社疲于应对政治运动，对农民的控制相对松动。这期间，大量农民走出家乡，到城市或者其他境况较好的农村，有的做小买卖，有的乞讨为生。
这些人像一枚枚细针，在中国农村这个密闭的塑料袋上扎下了一个个几乎微不足道的细孔，但是空气开始流动，改革迫在眉睫。
